作者：刘捷玉，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中国研究院副院长，社会学教授

译者：余家庆，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助理

面对人口老龄化与低生育率的社会事实，今年5月31日，中国政府宣布推出三孩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这是近十年“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中国人口政策的新调整。三孩政策实施后能否、多大程度缓解中国不断下滑的生育率，依然是尚存争论的话题。但唯一能确定的是：无论生育政策如何调整，生育政策所对应的生育服务配套措施如果不能及时跟上，不仅无法缓解生育率下滑，而且很难得到中国职业女性及其家庭的普遍欢迎。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目前引起了社会上下广泛的担忧。诚然，人口老龄化是全球各国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但中国的情况尤为严峻且特殊。一方面，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人口总量占全球总人口将近五分之一，这意味着老龄人口的规模将极为庞大。根据刚刚公布的“七普”数据，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2.6亿，占总人口的18.7%，而这一数据估计将在2050年达到5亿。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依然是一个人均收入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目前依然存在6亿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的中低收入人群。如果不采取措施，“未富先老”的人口格局将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虽然生活水平的提高改善了中国居民的预期寿命，但“一孩化”的独生子女政策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这项于1979年正式出台的计划生育政策，通过超生罚款、上环避孕等举措在城镇地区得到严格而有效的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无疑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对人口不受控制增长的担忧。

对独生子女政策的政策评价至今众说纷纭，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最早一批的独生子女也开始为人父母。他们同时肩负着照顾子女、父母甚至是祖辈的责任。为了应对这种倒金字塔的人口结构，中国2015年开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这项政策主要面向城市人口，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家庭被批准在第一胎生女儿的前提下生二胎）。但是像在北京、上海这种超大城市，由于托育服务不足以及生活成本的增加，只有5%-6%的家庭选择生二孩（风笑天，2021）。

生育选择的城乡之别

哪些家庭可能会选择三胎？根据笔者一项对中国城乡家庭生活长达五年的田野研究，在城市，80年代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夫妇，即使符合二孩的生育资格前提下，也极有少数的家庭选择二孩（Liu，2021）。因此，“80后”家庭不太可能享受三孩的政策红利。而出生于90年代的已婚受访者更加适应独生子女文化，他们本身对二孩已采取观望的态度。其中一个受访者（1991年生）曾与笔者分析在二孩决策过程中的犹豫：

“我们可能会选择生二孩，但不会做最后的决定。如果我妻子在带孩子的过程中辛苦又受罪，那我们肯定不会选择生二孩。我很多朋友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前都对再生一个充满信心，直到孩子真的生下来了，却开始犹豫退却。我觉得是否生二孩还是要取决于未来的经济状况，以及我们的父母是否健康。”

如果说城市家庭的生育决策更多出于经济成本与时间精力上的考虑，那么在农村中，文化惯习依然发挥着影响。笔者的田野材料观察到，城市地区的年轻夫妇没有表现出对儿子的强烈偏好，但是在农村，虽然对女孩的教育投资有所增加，“重男轻女”的文化偏好依然存在（Liu，2017）。许多农村已婚的“80后”、“90后”夫妇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他们是否会对新的三孩政策有积极的回应，更多取决于现有两个孩子的性别——如果一对夫妇的两个孩子都是女孩，那么他们极有可能想要第三个孩子。

此外，中国南北地区间的文化差别可能带来特定的生育偏好。相比于北方而言，中国南方一些地区拥有浓厚的宗族文化传统。笔者在福建南部地区的农村调研中发现，为了生一个男丁延续香火，这些“90后”村民已经生了三到四个孩子。

性别与代际上的照顾负担

当前，三孩政策在互联网上引起讨论的热潮。一些观点开始反思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上世纪末期在广大城乡地区严格执行的计生举措。而另一些观点则热议新人口政策对就业、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尤其就职业女性而言，育儿依然被认为是女性的天然责任，三孩政策很可能会产生非预期的性别不平等效应。例如，为了照顾“接二连三”的子女，职业女性只能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转向无薪的家庭主妇角色。

而对女性生育的预期，也会影响到未生育女性的职场权益。当前，性别歧视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深深地制度化了（Liu，2007 &2016）。文化创意企业泡泡玛特，近日就被曝光在职场面试中要求女性填写近期是否有生育计划，并填写计划时间。在笔者的访谈中，当被问及是否计划要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一些受访的职业女性表示，受雇企业不愿承担她们的生育成本（例如，产假所产生的岗位空缺），这使得她们很难做出二孩的生育决定。以上材料说明，除非能系统性地解决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问题，否则选择生三个孩子将对妇女的就业权益产生负面的影响。

除了女性可能面临额外的照顾压力，老年父母也面临同样的压力。三孩政策的出台是为了缓解社会人口老龄化负担，但在个体层面，中国城市当代双职工家庭的儿童照料往往离不开家庭长辈的代际支持——三孩反而成为老年群体的负担。尤其是当前城市三岁以下的儿童托育市场化服务严重欠缺，当新妈妈的产假结束后，她的母亲或者婆婆需要承担起新孙子的照顾责任。不仅如此，由于缺乏充分且高质量的养老服务，这些处于60岁初段的老年人还需要同时亲自照顾自己的父母。正如同网友的段子中所写道：“63岁的清晨，7点的闹钟响起，去三个房间看了看三个孩子是不是都乖乖在家睡觉，帮九个孙子孙女做好早饭，再去两个房间看一眼四个老人是不是还在好好地睡觉，安心地挤地铁去上班。”而在农村，随着子女外出务工，农村老年群体往往需要帮忙照顾留守农村的童年孙辈，在农村缺乏充分社会福利的背景下，这种照料负担只会随着数量的增加而递增（刘捷玉和余家庆，2019）。

简而言之，在没有充分的生育配套措施支持下，生三个孩子，很可能只会增加城乡各代人的照顾负担。而面对三孩政策在生育决策、性别和代际上所产生的影响，更意味着国家需要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老年照料政策上进行特定的干预，提供行而有效的生育配套措施，从而实现“敢生、能生、想生”的政策目标。例如，西方发达国家在儿童托育、养老照料以及家政服务上运作良好的市场化经验，或者是早期计划经济时期在儿童托育保育事业上取得的成绩，都是可以参考、摸索与总结的经验。但遗憾的是，针对这一方面的讨论，至少目前在公共讨论中依然不足。而更重要的话题是，如何调适“计划（生育）”与“（自由）生育”之间的内在张力，还需要更多的思考。

作者刘捷玉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中国研究院副院长，社会学教授；译者余家庆，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助理。本文涉及到的中国家庭研究材料受到欧洲研究委员会（ERC）资助 (项目编号：NO.640488)，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