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昱洁（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李金阳（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

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全面推进，家庭生育个数又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对于一个家庭，到底是生一个娃好还是多个娃好？如果从孩子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家长们最多讨论的是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人力资本各方面孰优孰劣，得出公认最多的一个结论——“独生子女更聪明但更自私”。长期以来，国内外人口学界和经济学界对于该问题给予了极大的热情，并从认知领域、非认知领域、长期影响这三方面围绕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差异性进行了研究讨论。

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是否存在替代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重要的研究问题。Becker and Lewis提出了经典的数量质量替代模型（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theory），即如果一个家庭有更多的孩子，那么分摊到每个孩子身上的资源会更少，每个孩子的人力资本水平将更低。

在此理论基础上，后来的很多学者试图找到实证的证据来检验孩子的质量是否因数量增多而降低。考虑到孩子的数量不是随机的，可能受到很多影响孩子质量且不可观测控制的父母特征影响，同时孩子的数量也可能受到其质量的影响，许多学者使用了工具变量法，并利用了由双胞胎或先出生的孩子的性别构成导致的可能较外生的孩子数量来识别。此外，中国政府在1971年着手制订了计划生育政策来抑制过快的人口增长，而各地区对该政策执行力度的差别也被用来视为导致孩子数量变化且较为外生的因素。

上述研究关注了不同国家的情况，并未发现一致的结论。这可能因为在福利保障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例如挪威、德国，那里既有良好的公共教育体系（大学学费免费），又有政府对于生产和育儿的慷慨支持（长时间的带薪产假以及育儿津贴），抚养孩子所需要的费用仅仅占一个家庭支出的一小部分，因此数量质量之间的替代不太明显。然而，在很多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由于不完善的社会福利系统，育儿的成本主要由家长承担，因此更多的孩子个数会造成有限的家庭资源分配不足，使孩子成长质量下降。

仅利用中国数据的研究也发现了不一致的结论，一方面，有研究发现增加孩子个数会对每个孩子考试成绩、接受教育时长、升学率、以及生理健康状况等方面有负面影响（如Rosenzweig and Zhang, 2009; Liu, 2014）。另一方面，有的研究并未发现负面影响，或指出负面影响很小（如Qian, 2009）。这些研究大多利用了双胞胎出生或独生子女政策执行力度作为孩子数量不同的外生变动，而造成不一致结论的可能原因，除了估计方法不同外，还有可能因为（1）家庭内部将主要资源集中在个别孩子身上，而不是分散给所有孩子。数据证实家长倾向把资源集中在出生时就更优秀（健壮）的孩子身上,而之前出生的单胎哥哥姐姐的体重和资源禀赋大多强于后出生的双胞胎，故双胞胎出生后，父母会集中资源增加给哥哥姐姐的投资，从而减弱由双胞胎出生带来的对哥哥姐姐人力资本的负效应；（2）孩子数量增加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即家长可以给孩子用哥哥姐姐的衣服、课本、房间，甚至可以陪所有孩子一起学习和玩耍，故并不会减弱对孩子的投入（Rosenzweig and Zhang, 2009）。

现在，受到宣传已久的“优生”思想以及不够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高昂的养育成本让“精英式”育娃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家庭所认可。如果养孩子的规模效应没有很大，或家长不倾向扩大孩子出生禀赋的差距，那一孩在教育和生理健康方面的表现的确更好。

家长们除了关心孩子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表现，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孩子的“软实力”和精神健康。

自从独生子女随政策实施大量出现，大量媒体的持续关注报道凸显了社会对独生子女的担忧。在报道中，独生子女通常被冠以关注自我的“小皇帝”或“小公主”，当独生子女们逐渐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更被贴上了“无吃苦精神，意志薄弱”等标签。这些担忧究竟是刻板印象还是确有其事？

因为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没有其他兄弟姐妹一同分享父母的关爱，所以在家庭中，独生子女的父母可能会对孩子的需求更加敏感，这会带给孩子更大的安全感、信心和智力能力。然而，父母的更多关注可能会带来更高的期望和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压力。这对独生子女性格的养成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再加上缺少兄弟姐妹在成长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和陪伴，这可能使独生子女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意合作，也不太愿意和同龄人相处。

Cameron等（2013）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Science的研究利用经济学实验的方法对中国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经济偏好和行为进行了比较分析。该研究于2010年春季针对北京市城区1975、1978、1980年和1983年出生的四个年龄段（前两个年龄段的被试者出生于1979年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前，后两个年龄段的被试者出生于独生子女政策执行后）共421位被试开展风险测度、信任博弈、独裁者博弈，以及竞争博弈四个实验，分别考察了两类人群在风险偏好、亲社会行为和竞争行为方面的差异。

该研究将1979年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作为自然实验，采样地点选择在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北京市。通过将政策前与政策后的两个年龄段人群的经济行为进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工具变量回归方法，该研究能够识别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所产生的独生子女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并且剥离了影响父母自由选择生育孩子的家庭背景特征等因素对两类人群的行为差异可能存在的混淆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在性格方面，独生子女更加悲观，专注力更低以及更加神经质；在经济偏好方面，独生子女表现出竞争性较弱、较不信任他人且也较不被他人所信任的特点，但两类群体在利他行为上不存在差异。

除了性格与经济行为偏好之间的差异，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精神健康问题也不容忽视。

有研究对比了9-17岁依赖组与18-26岁独立组的精神状况的差异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前（1987年）后（2006年）的区别。

图1 描绘了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前（1987年）后（2006年）不同年龄和性别的精神残疾率。由图1可见，18—26 岁年龄组的人群相对于 9—17 岁年龄组的人群精神残疾率出现了较大的上升。并且，这种上升幅度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推行后出生的人群更显著。进一步比较男性和女性，可以得出，这种双重差异对于男性更显著。同时研究还发现，独生子女政策越严格的地区，独立组相对于依赖组的精神残疾率上升幅度越明显。（谭之博，张晓波；2016）

造成该现象背后的逻辑是，独生子女政策制造大量所谓“小皇帝”，该群体在家庭中接受过分的保护和照顾，抗击挫折及压力的能力相对较弱；一旦长大成人，独自走向社会，突然面对升学、就业、婚姻市场的激烈竞争，陡增的社会压力将使其精神难以适应，恶化其精神健康状况。同时，在中国，受到“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影响，男孩在家中往往会受到更多的宠爱。另一方面，在传统观念中，男性走向社会后需要独立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与走向独立之前的“温床”形成更加鲜明的反差。因此，独生子女政策使得男性经历更大的压力冲击，因此对男性精神健康的影响比对女性更强。

自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三十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在有效减缓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从而降低人口对土地、环境压力的同时，也令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随着人口结构的巨大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也在同步调整。家庭的生育数量也重新成为一个选择，一娃还是多娃好也成为更多爹妈的问题。从目前研究文献看来，确实“一娃更聪明但软实力更差”。然而，孩子生育数量还关系到家庭生活状况、收入状况和父母养老等多方面的问题，还需要爹妈们妥善考虑。

参考文献

Becker, Gary S, and H. G. Lewis .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1-2(1973):113.

Cameron, L., N. Erkal, L. Gangadharan and X. Meng (2013). Little Emperors: Behavioral Impacts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Science 339(6122): 953-957.

Li, B. and H. Zhang (2017). Does population control lead to better child 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a’s one-child policy enforcemen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5(2): 246-260.

Liu, Haoming . The quality–quantity trade-off: evidence from the relaxation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7.2(2014):565-602.

Qian, N., 2009. Quantity-Quality and The One Child Policy: The Only-Child Disadvantage in School Enrollment in Rural Chin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 Working Paper 14973.

Rosenzweig, Mark R , and Z. Junsen . Do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ies Induce Mor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wins, Birthweight, and China's 'One Child' Polic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3(2009):1149-1174.

谭之博、张晓波 (2016). 独生子女政策的精神健康成本. 经济研究 51(02): 168-180.

本文首发在界面新闻，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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