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1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组织编写、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讲座教授韩嘉玲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简称“报告”）在穗发布。本次发布会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举办，该书作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教育公益人士和媒体人等围绕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流动儿童教育现状和趋势，共同展开了研讨交流。

据介绍，《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力图呈现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下所面对的挑战和可行的解决路径，围绕流动儿童群体生存现状、发展特征、入学政策、升学政策等问题，呈现了流动儿童教育的现状，比较了各地政策的友好程度差异，分析了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状况，特别关注了回流儿童、再迁儿童等儿童群体的教育，并通过对地方案例和社会力量的教育实践的梳理，展现了我国流动儿童教育的新动态。

此次发布会共设五大主旨演讲，并重点结合广东珠三角地区流动儿童教育发展现状进行讨论。

发布会现场

韩嘉玲：新型城镇化进程下中国流动儿童教育的现状、趋势与挑战（2019~2020） 

《报告》主编、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讲座教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对《报告》中的宏观政策和专题研究做了简要介绍，并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流动儿童教育现状和趋势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与分析。《报告》为流动儿童教育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地方政府应加强落实中央要求，以常住人口为指标来制定公共服务和资源配置规划。从基本公共服务普遍性原则出发，更关注社会底层群体。《报告》还建议，流入地城市应扩大学位供给，简化积分项目和入学程序，同时，加强信息公开与数据共享，以更精准地提升流动儿童的公共服务。

随着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政策的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城乡二元体制的逐步破解，流动儿童平等地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政策性障碍将从根本上得到缓解，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将成为考验全社会包容性的重要方面。社会融入不仅仅是流动儿童与家庭单方面地融入主流社会，更需要流入地社会对流动儿童的接纳与包容。《报告》倡导，本地家庭改变对流动儿童的刻板印象，鼓励孩子与班级、学校中的流动儿童交往。学校应积极创造本地儿童与流动儿童沟通的机会，增进双方的互相了解。同时，还应鼓励与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本地儿童与流动儿童的社会文化交融与学习。

梁俊杰：本地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友谊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一项基于上海市公立学校的实证研究

 《报告》作者之一、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2020届硕士生梁俊杰，在线上介绍了影响就读公立学校本地儿童和流动儿童交友的因素。现有的关于流动儿童同伴关系的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往往友谊质量不高，同伴接纳程度较低，常常被忽略，导致其学校适应性较差，孤独感较强。在已有的对于影响因素的讨论中，大多数研究从流动儿童个体的差异性出发，着重讨论流动儿童的同伴交往行为和交往能力的影响因素，比如流动儿童的兄妹数、成绩好坏、生活方式、生活环境以及对城市居民态度的认知都对其发展同伴关系的主动性有影响。然而基于本地儿童特征，对于其同伴交往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尤其欠缺。

梁俊杰的研究使用了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年基线调查数据，重点探究了上海市公立学校中本地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同伴关系。实证结果发现本地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友谊关系会受到家庭经济文化背景的影响。在学生个人特征维度，独生子女身份、学生易于相处程度和自我信心会对流动儿童朋友比例产生显著的影响；在家庭特征这一维度，父母的职业与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待会对本地儿童的流动儿童朋友比例产生显著的影响。家庭背景越和流动儿童类似的孩子越有意向与流动儿童结为朋友，而家庭经济文化背景越好的孩子，对自己未来所处的社会阶层越抱有积极的预期，越不容易与流动儿童建立友谊。

接下来梁俊杰进一步讨论了家庭辅导班支出和父母对流动儿童所持的态度对本地儿童的流动儿童朋友比例的影响。结果发现，辅导班支出水平所代表的家庭经济背景和家长教育期望会对影响友谊关系的因素产生异质性的影响。对于家庭经济状况相对较差的本地儿童而言，他们能更好地接纳流动儿童；对于家庭支出能力及期望值较高的家庭中，由优渥的家庭经济背景带来的较强的自我信心会降低他们和流动儿童的交往意向。其次，父母态度对本地儿童和流动儿童友谊关系有一定影响，其中认为流动儿童对教学质量影响的态度对本地儿童交往意向最为显著。父母持有的非正面态度会影响到孩子在建立友谊关系的态度，使他们更加不愿选择流动儿童作为朋友。

最后，梁俊杰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本地家长应当放下对流动儿童的刻板印象，鼓励孩子与班级、学校中的流动儿童同学交往。第二，学校应当积极创造本地儿童与流动儿童沟通的机会，增进双方的相互了解。 

向芯：超大、特大城市的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分析：以广深积分入学与异地中考政策为例

《报告》作者之一、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研究员、青草公益联合创始人向芯，以广州深圳为例介绍了超大、特大城市的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分析。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根源在于户籍制度及其长期与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捆绑关系，而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也随着地方政府开始倡导以居住证提供公共服务出现了积极的变化。广东的流动儿童基础教育呈现出一定地方特征。首先，民办教育（市场）力量长期在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需求上扮演重要角色，而地方政府针对流动儿童所投入的公共教育资源缓慢增加。同时，流动人口内部的异质性（教育程度、收入和财产、工作性质等）逐渐成为分配公共教育资源的正式依据，流动儿童受家庭经济社会条件影响，“阶梯式”享有公共教育资源。

广州和深圳的积分入学制度略有不同，广州市各区只针对流动儿童人群开展积分入学，而深圳的公办中小学则从2013年开始，面向户籍儿童以及流动儿童统一实行积分制。数据显示，2017年广州积分入学学位数占适龄流动儿童的比例仅为17%，积分入学远未成为流动儿童入读公办中小学的主流途径。而梳理深圳积分入学的政策发现，儿童户籍状态和学区内房产情况是影响儿童积分入学的关键因素。从深圳的积分入学办法来看，家庭经济阶层正在逐步取代户籍成为深圳公共教育资源分配的最重要因素。

而从异地中考的情况来看，如果以所有报名参加中考的流动儿童为基数，2017年，广州流动儿童进入公办高中的比例仅有14.1%，而深圳该年24%-25%的流动儿童考生可考取公办普高学位，均远低于本地户籍儿童的比例。而报告的另一位作者王向的研究表明，广州市除了全市中考排名前1%以及排名后70%的考生没有受到明显影响外，其他高分、较高分的非户籍考生进入普通高中的机会明显减少。

在报告的最后，向芯进行了总结：在义务教育阶段，广州的积分入学只覆盖了不到两成的流动儿童，而深圳在全面推行积分入学之后，仍有三成的流动儿童无法享受免费义务教育，而且家庭经济资本正逐步取代户籍在深圳公共教育资源分配机制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中考是阻碍流动儿童在特大城市的主要门槛。异地中考政策虽然减少了公办高中收取择校费的乱象，但无论在广州还是深圳，户籍都是影响中考录取机会的关键要素，流动儿童考入公办高中的机会远低于户籍儿童。

余家庆：为教育而再次流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家庭的子女教育抉择

《报告》作者之一、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余家庆，分享了对回流儿童和再迁儿童的观察和研究。已有流动经历的儿童从城市向城市“再迁”成为当前值得关注的新现象。2014年国务院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在全国推行“差别化落户政策”，全面开放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严格控制人口500万以上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在此背景下，特大城市纷纷开始推行人口疏解政策，使很多流动人口离开了打拼多年的大城市。其中，教育疏解给流动儿童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影响：上海市收紧了对民办随迁子女学校的政策，北京市提高了非京籍学生义务教育入学的门槛，使得不少无法符合高门槛的流动人口家庭面临子女教育的抉择问题。

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不同于从城市“回流”乡村的流动新现象：部分家庭选择让子女“离城不返乡”，在大城市附近的中小城市辗转就读，或是让儿童回流到户籍所在地的城镇区接受教育。其中，选择让子女再迁去附近城市就读的重要原因是便于流动家庭的团聚，而选择让子女回流但不返乡，去往就近城镇的学校就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教育质量。二者的共同特征，是在城市与城市之间进行再次流动，这些家庭大多在大城市打拼多年后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希望子女接受良好教育，且不愿与子女产生较远的分离。

子女再迁的教育抉择促进了家庭的就近城镇化，许多家庭在特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得以落户。同时，再迁儿童现象也促进了“环特大城市”的教育市场化产业链，催生出了一批专门面向再次流动和回流儿童的民办寄宿制学校，也带动了相关的寄宿、餐饮、接送服务等产业。

新的再迁儿童现象跳出了传统“城市-乡村”的钟摆式流动模式，背后是不同流动家庭对子女接受更好教育的家庭选择与父母期待。但家庭再次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场所，并牺牲了家庭成员的部分情感和社会需求，也使得原本在城市相对稳定“扎根”的流动人口又开始了新的流动，这种流动现象的特质、机制及影响需要特别关注和进一步考察。

冯思澈：谁对流动儿童更友好：16个城市入学政策的文本分析

《报告》作者之一、21世纪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冯思澈比较了全国部分大城市对流动儿童提供教育服务的友好程度。流动儿童的入学政策彰显了流入地政府应对流动人口并为其提供公共服务的担当。长期以来，我国采用“两为主”的流动儿童入学政策，即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为流动儿童提供教育。然而在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人口规模被管控的现实情况下，流动儿童的入学门槛高、入学难度大。近两年来，各大、中型城市开始出现“抢人大战”，降低甚至放开落户门槛，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在此进程中，各地对流动儿童提供教育服务的友好程度也显现出了区域间的差异性。

当前我国城市的流动儿童入学政策以“积分入学制”和“材料准入制”两大类为主。积分入学制和积分入户制类似，是根据流动人口参加积分管理累积的分值和当年度公办学校起始年级的可提供学位数，分学校或区域按积分由高到低安排适龄儿童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入学管理办法。目前，珠三角、长三角部分地区和成都、重庆等城市采用积分入学制。材料准入制，是指流动人口必须拥有、符合政策所规定的材料资质后，其子女可获得在本地入学资格的入学管理办法。目前北京、天津、南京、西安、武汉、兰州等地采用的是材料准入制。

通过对16个城市或地区的入学政策文本进行重新编码和量化分析，积分入学制城市（地区）入学政策友好度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杭州、深圳（南山区、坪山区）、中山、广州、东莞、济南（天桥区）、苏州、成都、厦门、上海。材料准入制城市入学政策友好度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西安、兰州、武汉、南京、天津和北京。

虽然两种入学政策城市的友好度难以比较，且通过政策文本分析的方式并不实际反映各城市中流动儿童入学难度的排名高低，但各城市的入学政策还是彰显了城市规划及发展方向的偏好。例如，上海、苏州、https://ycpai.ycwb.com/amucsite/template/#/newsDetail/120138/1406345.html?isShare=true中山、广州、东莞、杭州等城市的积分项中，对“个人素质与能力”（如学历、技能证书）更加看重，而厦门、济南、深圳则对社保缴纳年限等累积指标更为偏好，而对累积指标的偏好更体现流入地政府对常住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与担当。最后，以“社保缴纳年限、在城市居住年限”等分数占入学政策中积分体系的主要比例应该是积分入学政策的未来改革方向。 

此外，《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权威媒体也关注和报道了该书发布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