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体育设施的可达性如何影响人们的运动意愿？近日，澎湃新闻网报道了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武文杰教授与中山大学几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该成果基于几位学者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Geographics上发表的文章：“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patial access to physical activity facilities within home and workplace neighborhoods and time spent on physical activities: evidence from Guangzhou, China”。

在2017年，研究团队对广州市6个内城区中的12个典型街区进行了居民活动日志与社区融合问卷调查，使用了构建线性回归模型对居民体力活动时长及体育设施可达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居住社区周边的体育设施数量和工作地点周边体育设施的最短距离与居民的体力活动时长有正向关联。（2）居民可自由支配时间与其体力活动时长显著正相关。（3）居民体力活动时长与体育设施可达性之间的关系会因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和收入状况差异而有所不同。（4）居民家与最近体育设施的距离与体力活动时长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以下为原文：

你有运动习惯吗？在你生活的城市，家门口和公司附近能找到游泳馆、健身房、篮球架或足球场吗？这些体育设施的可达性和便利度会影响你的运动意愿吗？

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于“体力活动”（physical activity）有更宽泛的定义——需要消耗能量的任何由骨骼肌所产生的身体运动，既包括日常行走、锻炼，也包括工作中可能涉及的运动及家务。WHO推荐成年人每周应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75分钟的高等强度有氧运动。但据国家体育总局《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调查公报》，仅有33.9%的中国居民定期进行体力活动，其中20至69岁居民的比例更低，仅为14.7%。

体育设施的可达性如何影响人们的运动意愿？许多研究关注居住社区周边的体育设施可达性，试图从心理学、社会学和行为科学等角度进行解读。比如，从时间成本角度，家门口的设施到达更便利，一些团体性运动场地（如足球场、篮球场）还有社交功能，为融入他人圈子，居民往往更有意愿加入运动。

但现有研究存在一些短板，比如住区之外，公司附近的体育设施是否会影响上班族的运动意愿？此外，不同人群的可支配时间存在差异，例如，一个频繁加班的上班族很难抽空健身，即便他/她所居住的社区有多样化的体育设施。这是体育设施配置与居民体力活动关联在地理背景上的双重不确定性，既包括空间不确定——运动地点可能在居住区附近，也可能在工作地附近，也包括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受人们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制约。

2017年，我们在广州市6个内城区（越秀区、天河区、白云区、荔湾区、海珠区、番禺区）中的12个典型街区进行了居民活动日志与社区融合问卷调查。在每个街区使用系统抽样方法随机选取参与家庭，并在每个家庭中随机选择一名18至60岁之间的家庭成员填写问卷。样本不包括在校学生及没有工作或工作地点不定的人员。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002份，有效率为95.43%。

本调研主要选取广州市6个内城区（无特殊标明，本文图片均由作者自绘）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本研究所使用的广州市2016年体育设施POI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和路网数据均来自“道道通”导航电子城市地图，该地图由广州瑞图万方公司基于百度地图开发。广州市2016年人口数据来自WorldPop数据库。WorldPop数据库基于公开可用的数据集（如人口普查数据、夜间灯光数据等），结合机器学习技术，估算100m空间分辨率下的人口密度。

体力活动时长指标：采用国际体力活动问卷（短版）（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 – Short Form (IPAQ-SF)）测度受访者的体力活动水平。包括受访者在过去一周内进行散步、中等强度及高等强度体力活动的频率及每次活动的时长。

体育设施可达性指标：以受访者的居住地和工作地坐标为中心创建500m和1000m圆形缓冲区，并根据“15分钟社区生活圈”理念及成年人的步行速度（约72m/min），构建1080m路网缓冲区。

三类缓冲区示意图

怎么测度体育设施的可达性？我们采用了两种方式：各缓冲区内每万人所拥有的体育设施数量，以及受访者从家庭/单位到达最近一处体育设施的路网距离。

本研究涉及的体育设施既包括有明确分类的单一性运动场地（如篮球场、网球场、足球场、游泳馆和羽毛球场等），也包括综合性运动场地（如综合性体育馆、群众体育活动场馆和健身房等）。

广州市体育设施POI的空间分布情况

居民可自由支配时间指标：问卷调查中，我们通过活动日志记录受访者在工作日和周末进行工作、个人事务、家庭事务、购物、娱乐休闲及社交等各类活动的时长，以及各项活动的灵活度（时间能否自由调整）。将一周内所有可调整活动的时间累加，得到一周可自由支配时间。

受访者活动日志示意

协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个人平均月收入、婚姻状况、户口状况、汽车拥有量、邻里人均月收入水平、社区满意度、缓冲区绿色空间占比以及缓冲区道路交叉口密度。

研究方法：构建线性回归模型对居民体力活动时长及体育设施可达性进行分析。将万人拥有体育设施数和体育设施最短距离两个指标由小到大排列，并在25%，50%和75%三个数值位置将数据均分为四等分，转换为四分位数变量加入模型，并基于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以及收入四个变量进行分层分析。

研究结果

①根据测度方式的不同（体育设施的数量，或人们到达的最短距离），体育设施可达性对居民体力活动时长的影响有所不同。居住社区周边的体育设施数量和工作地点周边体育设施的最短距离与居民的体力活动时长有正向关联。

②居民可自由支配时间与其体力活动时长显著正相关。

③居民体力活动时长与体育设施可达性之间的关系会因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和收入状况差异而有所不同。

④居民家与最近体育设施的距离与体力活动时长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用受访者室内体力活动的时长替换所有体力活动的时长，依然得到同样的结论。我们尝试基于不同的缓冲区（1000米圆形缓冲区和1080米路网缓冲区）计算体育设施的可达性水平，也得到同样结论。

本研究中，没有证据表明住家距离最近体育设施越短，受访者开展体力活动的时间越长。一种可能的原因在于运动类型，一些受访者表示，相较于家门口的体育设施，他们倾向于和朋友相约去一些团体运动场所，如足球场、羽毛球场等，哪怕距离较远。

不同类型体育设施的空间距离与居民体力活动行为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曾有一项研究关注巴黎大都市区内不同类型的体育设施，发现只有游泳馆的远近会影响居民进行游泳及相关活动的意愿和时长，而团体运动设施、小球运动设施、健身房的空间距离与居民的体力活动行为没有相关关系。

广州市体育设施主要集中分布在荔湾、越秀、天河、海珠、黄埔等中心城区，番禺、白云及其他区域的体育设施分布较为分散。在本研究的抽样社区中，近郊大型房地产楼盘的住户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具有较强的健康意识，然而这些楼盘往往离公共体育设施较远。相对而言，抽样社区中的老旧小区和城中村位于内城区，附近有较多的公共体育设施，但其居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定期开展体力活动的意愿较弱。

没有证据表明工作地点周边的体育设施数量越多，居民体力活动时间就越长。原因可能有二，一来，工作地点周边的体育设施仅在工作日对居民有一定的吸引力，在周末居民很少选择前往工作地点周边的体育设施进行锻炼；其次，不同类型的运动用时有差异，比如如居民在游泳馆的运动时间大多会控制在45分钟左右，而一场足球比赛的时间则为90分钟。

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将考虑细化体育设施类别，并区分工作日和周末进行分析。

本研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基于横截面数据开展，无法识别体育设施可达性与居民体力活动时长的因果联系；研究采用的体力活动行为数据均来自受访者自评，可能存在偏差；并未考虑不同类型的体育设施分布与居民不同类型体力活动时长在不同时间（如工作日和休息日）关系的差异，在今后研究中应进一步细化；由于数据不可获得，本研究未考虑受访者自身对体力活动的偏好和态度以及居住自选择偏差。

讨论

体育设施空间布局规划是保障公众健康和社会公平的有效手段。本研究就未来城市公共体育设施的合理布局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目前与公共体育设施相关的规划仅仅依据规划居住人口进行指标的底线配置，没有考虑就业人口的未来布局以及公共交通站点（如居民上下班必经的地铁站）的布局。未来的规划可结合手机信令、百度慧眼和公交刷卡等大数据，以及人口普查等传统数据，揭示就业人口和通勤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并对未来的就业人口、居住人口和通勤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进行预判，从而明确城市居民尤其是上班族和通勤族在体育设施方面的实际需求，以人的需求为中心对公共体育设施进行配置。

第二，在未来规划设计中，建议在社区生活圈范围内集中配置居民日常活动所需的常用设施，以减少居民的出行和办事时间，从而增加居民的可自由支配时间，提高居民开展体育锻炼的意愿。例如大埔综合大楼，它是一座多用途的市政大楼，既设有满足大浦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菜市场、公共图书馆和体育馆等设施，也有为居民日常办事提供服务的政府部门办事处，实现了公共服务设施的立体化布局。

第三，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容积率奖励等方式，鼓励开发商提供公共空间和休闲体育活动设施。还可以积极引导民营资本在办公楼和公共交通站点周边开设健身俱乐部，为中高收入群体提供健身休闲的场所。

（本文作者刘晔系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王晓歌系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博士，周素红系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武文杰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研究英文版原载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Geographics 2020年第19期，经删减编辑处理）

本文首发在澎湃新闻网，原文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304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