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殷立娟（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2011年的日本地震和泰国洪灾对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产生了深刻的经济影响，但企业层面的研究表明，重组不是价值链风险管理的最有效解决方案。

2020年6月2日，江苏省连云港港东方公司码头，正在等待出口的风力叶片。来源：视觉中国

当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在美国爆炸性增长之后，从2011年持续被讨论的去全球化议题，再度成为欧美各国政府积极推动的政策方向。美国从奥巴马时期就积极引导制造业回国投资，现任特朗普政府更是利用此次疫情对全球化产业链造成影响的机会，顺势推出补贴美国企业回国的政策。

然而，全球价值链的重新国内化生产，真的如很多政府和专家所希望的那样，是使各国免受流行病打击的有效的策略吗？本文从现有经济研究和历史经验角度阐述这一问题。

短期看，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和冲击下，全球价值链对于对抗疫情的卫生医疗用品供应仍然至关重要。

新冠疫情爆发和迅速蔓延使全球卫生医疗防疫用品供应链成为焦点。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建议转向国内生产这些医疗必需品。然而，将部分或整个供应链本国化的建议与事实是背道而驰的。事实上自从COVID-19爆发以来，全球供应链缓解了受感染最严重国家的防疫物资的短缺局面。全球价值链的存在恰恰保证了这些医疗必需品的快速扩产。 

美国和欧盟约一半的个人防护用品从中国进口。与2019年相比，2020年1、2月份中国基本个人防护用品的出口下降了15%，这与当时中国国内需求因冠状病毒而飙升有关，然而这一出口的下滑低于同期中国其他出口17%的降幅。自3月起，中国迅速扩大了口罩、医院防护服，甚至呼吸机等医疗器械的生产和出口。截至3月底，中国每天生产1.16亿个口罩，是疫情爆发前的12倍（Brown 2020a）。此外，在很短的时间内，世界各地的买家都能从其他非传统出口商那里找到替代供应来源，例如从斯里兰卡和泰国进口手套，从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和越南进口医院礼服（UN Comtrade 2020）。

其次，从生产和加工角度来看，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短时间大规模增加供应量对任何一家企业而言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全球产业链的存在，使得公司之间关系更加密切，彼此间更能有效交流知识技术，相互间的协调合作也可以使公司更迅速地了解和更好地遵循各国法规。因为任何一家企业都无法快速弥补市场的短缺，公司间寻求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创新现有生产方案，从而扩大生产。比如，为了满足《国防保护法》的要求，美国医疗器械公司Ventec Life Systems与通用汽车合作，在8月底前可以生产30000台呼吸机。同样，3M公司与康明斯公司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为其呼吸器开发HEPA过滤器（3M 2020、Assis 2020、Criddle 2020）。

对投入的高需求也刺激了新参与者的创新（Chambers 2020）。在这方面，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也至关重要。梅赛德斯-奔驰1级方程式车队与伦敦大学学院合作，为批量生产的通风机开发了一种新的设计方案，目前日产量已达1000台，并将其设计（F1 2020）公开采购。英国电器制造商戴森（Dyson）与TPP（The Phoenix Partnership）合作，在短短10天内设计了一款全新的呼吸机，为英国国民健康服务系统（NHS）供货，在新加坡制造汽车（Sajan 2020）。Virgin Orbit公司是一家航空航天技术公司，开发了一种简单的机械化手动通风机和一个容易生产的泵（Virgin Orbit，2020年）。

总之全球价值链通常是一种解决办法，而不是危机期间必需品供应的瓶颈。

历史经验表明，在其他非医疗行业，全球价值链在长期具有很强的韧性。

许多企业报告说，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很多企业的供应链出现了中断。由于政府封锁，国际和国内供应都受到影响。在这方面，新冠疫情更像是一场自然灾害。

2011年，日本和泰国发生了两次重大自然灾害，对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产生了深刻的经济影响，一度引起了人们对供应链弹性需求的关注和研究。

日本大地震是1900年以来世界第四大地震。企业层面的研究发现，价值链上日本企业的韧性相对较强。根据Inoue和Todo（2017）的说法，大多数直接受到地震袭击的核电站在三个月内重新开始活动，其中有广泛供应商网络的公司复苏更快。由于其复杂的供应网络，这些公司最初受到的影响更大，但这些网络在复苏阶段成为它们的优势。他们认为供应链的正面效应通常超过负面效应。

同时，从长期来看，地震后企业改变了采购策略。201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受地震影响地区的企业更多地通过离岸外包来应对，这可能意味着一些供应商走向多元化。在汽车行业，Matous和Todo（2017）发现，在灾难发生后，制造商已使其供应商多样化，并摆脱了与一线供应商长期的“keiretsu（企业联盟）”模式。

2011年湄南河洪灾冲击了硬盘行业。全球43%的硬盘生产集中在受这场自然灾害影响的湄南河流域。Haraguchi和Lall（2015）研究发现，各个厂家所受影响有很大差异。业界领先的美国公司西部数码（Western Digital），其工厂被淹没，而其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希捷（Seagate）的工厂处于同一地区海拔更高的位置，因此受影响较少。日本东芝（Toshiba）的工厂也被淹没，但能够将生产转移到菲律宾。希捷在2011年暂时超越了西方数码，成为硬盘行业龙头。但西方数码只用了六个月就重新夺回市场领先地位。在2011年的洪灾冲击之后，很多学者预计西部数码会选择多样化生产场地，然而西部数码不仅继续在湄南河旁生产，甚至在2017年决定关闭马来西亚的一家工厂，把生产进一步集中在泰国。这突出表明，一些海外工厂为制造企业提供了显著的优势，而重组可能不是企业管理价值链风险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综上，全球供应链是世界经济的一个中心特征。全球供应链可能会将危机传播到各国（Baldwin和Freeman 2020）。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全球供应链的存在加剧了经济衰退。供应链本国化并不会消除疫情对本国经济的冲击。事实上，脱离全球价值链虽然减弱了对外国投入品的依赖，却会增加对国内投入的依赖。由于任何与流行病相关的国家封锁也会影响国内部门，因此国际供应链的重新本国化通常不会让经济更快地恢复。

参考文献：

Bonadio, B., Z. Huo, A. Levchenko and N. Pandalai-Nayar (2020), “Global supply chains in the pandemic”, NBER Working Paper No. 27224.、

Inoue, H. and Y. Todo (2017), “Propagation of Negative Shocks through Firm Networks: Evidence from Simulation on Comprehensive Supply Chain Data”, RIETI Discussion Paper No. 17-E-044, March.

Matous, P. and Y. Todo (2017), “Analyzing the coevolution of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utomakers’ production networks in Japan”, Vol. 2/5, pp. 1-24.

OECD (2020b), “Food supply chains and COVID-19: Impacts and Policy Lessons”, forthcoming.、OECD (2020c), “Trade Interdependencies in COVID-19 Goods”

Zhu, L., K. Ito and E. Tomiura (2016), “Global Sourcing in the Wake of Disaster: Evidence from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16-E-089, September.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20年春季）

本文首发在界面新闻，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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