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宇：女性高学历真的是低婚育率的“罪魁祸首”吗？对性别刻板印象说不
作者:来源:政策研究中心发布时间:2020-07-15
作者：陈思宇（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交锋
一档以展现独立自信女性魅力为内核的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频频登上这个夏天的热搜。“不被年龄限制、不被社会规划、不害怕失去未来，在自己的黄金年代，做最好的自己”不仅激励了女性观众，连男性观众都开始了追更之旅，这更说明女性的魅力从来不是由年龄来定义的。
由姐姐们引发的讨论很多，其中两件网络热事曾引发较大关注：“杨丽萍因未生育被网友diss为女性失败范例”，“伊能静评价梅艳芳：事业到顶但一生寻爱终不幸福”。《凤凰周刊》就“生育是否为女性的必选择”发起线上投票，最终“尊重女性生育选择（想生就生，不想生就不想生）”微弱胜出。
虽然线上投票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结论不具备代表性），但笔者认为，这股思潮反映了国人的婚姻观念正朝着多元化、自由化进展，是“个人主义的婚育观”与“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传统婚育观的激烈碰撞，是对“性别刻板印象”的正面反击。
危机
尽管婚育与否是个人的权利，应当被广泛尊重，但低婚育率所引发的潜在社会经济危机，如老龄化加速、劳动力萎缩、人口红利消失等问题也的确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严峻问题。
从2014年起，我国结婚率（一年内结婚对数与同期人口总数的比率）持续走低，而离婚率自2003年以来已经连续15年上涨。2018年我国单身人口已经超过两亿，结婚率仅为7.2‰，创下了近10年的新低，而最低的上海更是仅有4.4‰。
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东亚和南欧的许多地区亦是如此。2019年韩国粗结婚率（一年中每1000人的婚姻申报数量）仅为4.7‰, 创1970年有记录以来新低。2000年后期，日本的35岁至39岁的单身女性比率已高达约20%；该指标在新加坡则从1980年的8.5%逐年上升到2015年的17%。
结婚和生育密切相关。目前，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左右（即一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6个孩子）。这一生育水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也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根据中国社科院2019年的预测，我国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
图2 亚洲四国总和生育率趋势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低生育率的背后，一个客观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适婚人口总数下降。同时，在传统生育文化“养儿防老”的作用下，我国男女比例失衡较为严重。2014年我国总人口性别比是105.06（女性为100），男性总人口数比女性多3376万；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随着这些年龄段的人口逐渐步入婚育阶段，未来婚姻率将持续走低。
从经济学的角度，结婚与受教育水平直接相关。在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下，拥有高技能的女性更可能从事利润丰厚的职业从而推迟婚姻或者不婚；相反地，低技能女性由于赋闲在家的机会成本较低则更可能进入婚姻的殿堂。
那么，女性不断提高的受教育水平是造成低婚育率的主要推力吗？
偏见
Bertrand, Kamenica和Pan (2015)发表在经济学顶级期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文章给出了“gender identity (性别刻板印象)” 影响女性结婚率及劳动参与率的直接证据。他们利用美国社区调查数据及美国普查数据发现：当女性收入超过家庭总收入的50%的时候, 即当妻子开始比丈夫赚得多时，结婚率呈现一个急剧的下降，下图断点所示。作者同时发现，在已婚家庭，高学历女性会减少劳动市场参与以及承担更多家务来提高婚姻率、降低离婚率。
图3：Actual and counterfactual distributions of relative income (US Census)
图4：Distribution of relative income (US administrative data)
数据来源：Bertrand, Kamenica和Pan (QJE, 2015)
这一现象实则与传统观念认为丈夫和妻子在家庭扮演什么角色密切相关。“丈夫挣钱养家、妻子照顾家人”或“丈夫一定要赚的比妻子多”的观念在多数家庭仍然根深蒂固。在此背景下，事业型女性常被批评为“自私”或“对家庭需要不负责任”，而丈夫如不能挣钱养家，也常常成为婚姻矛盾的一大根源。
当我们横向比较全球女性婚姻状况时可以发现：虽然低学历女性的结婚率整体高于高学历女性，但在北美、大多数北欧国家和西欧部分地区，这两者的差距正在下降，甚至偶尔出现逆转；然而，这差距在东亚国家和南欧部分地区保持了稳定或呈扩大态势。这表明女性受教育水平对婚姻率的反向影响并不是不可逆，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上述的差异呢？
Bertrand, Cortes和Pan (2020) 发表在经济学顶级期刊“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的文章提出上述差异与社会的保守程度有关。
他们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以男性是否支持女性追求职业发展为关键因素，探讨发达国家中高技术女性的婚姻前景。具体来说，与低技术女性相比，高技术女性因为工作，较少有时间为家庭（育儿和家务）做贡献，这会降低她们在婚姻市场上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获得的收入可以补偿因缺失照顾家庭而造成福祉损失，从而增加她们的婚姻前景。但在保守社会，丈夫对妻子的职业和收入的重视程度较低，他们更喜欢妻子留在家里照顾家人，妻子需要极高的工作报酬才能补偿丈夫因妻子工作所带来的损失。
作者使用23个国家的结婚率数据（包括四个时间段：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来检验上述模型。他们重点关注35岁至44岁之间女性的婚姻状况。为了衡量各国性别规范的强弱，他们使用综合价值调查数据（IVS，该数据收集了不同国家中人们的各种社会态度），把对以下问题的肯定答案“当就业机会稀少时，男性比女性有更多的就业权利”视为表达了保守观点，即男性的劳动就业更为重要。他们的实证结果表明社会的保守程度直接影响了高等教育女性的婚姻前景。相对于保守社会，性别平等社会更能接纳女性的进步，更认可女性除了在家庭还有在社会劳动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从而有利于婚姻率以及生育率的提高。
期待
由此可见，低结婚率并不能简单归因于现代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竞争能力的快速发展与性别刻板印象的滞缓改变才是影响当代社会的婚姻选择与劳动力分工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当高学历女（潜在高收入）从婚姻中所得甚微，她们很可能推迟甚至放弃婚姻，从而造成了低婚姻率。高教育女性群体结婚率低会转化为生育率下跌，这将加剧本已偏低的生育率。此外，最新研究显示，高教育职业女性的子女更持有自由开放的社会态度，如果这些群体生育率低，将进一步阻碍社会向更加开放的方向转型。
结婚与否是个人的权利，多元化的社会应当尊重个人的选择。但减少社会刻板印象、推进男女平等的转向会释放出更多的婚姻市场的空间，提高婚育的边际收益，让不少“恐婚”但内心希望夜半归家时有粥可温、有人可依的“被单身群体” 回归婚姻市场。
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逐步提高，女性职业地位的整体提升，当面对来自社会刻板印象质疑的时候，勇于说“不”，不畏惧性别与年龄，不设限制，自信与独立地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参考文献：
1. Bertrand, M., Cortés, P., Olivetti, C., & Pan, J. (2016). Social norms, labor market opportunities, and the marriage gap for skilled women (No. w2201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 Bertrand, M., Kamenica, E., & Pan, J. (2015). Gender identity and relative income within household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0(2), 571-614.
作者简介：
陈思宇，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等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论文。研究领域：劳动金融，环境经济学，应用微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