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16日，由中国人口学会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专业委员会主办，我院（IESR）承办的“外来人口市民化”研讨会于暨南大学曾宪梓科学馆406室顺利举办。研讨会上，来自各大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嘉宾各抒己见，讨论外来人口劳动力、医疗、子女入学、住房购房等方面的现状、政策问题。本文将梳理各位专家的精彩观点和政策建议。

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城乡两栖现象——城镇化的第三条道路

作者从历史变迁的维度提出了城镇化的第三条道路——城乡两栖现象，他从两个视角阐述了中国社会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两栖的转向。一是市民化的视角，国家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管理经历了严格控制、消极应对到离土离乡、积极引导的转变；二是回归视角，在生命周期理论和回乡创业潮的双重影响下，目前中国社会一部分流动人口仍然选择在中老年时期回到农村居住。

由此作者认为，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是一种半城镇化的现象，表现为城乡两栖。与完全城市化的现象不同，目前中国由于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导致外来人口完全落户在城市愈发困难，许多外来务工人口选择工作在城市，而最终定居于乡村。与此同时，由产业升级和人口居住变迁所带来的城乡融合现象，为乡村振兴的发展谋求了出路，也为城乡两栖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现实支撑。

卢晶亮（暨南大学）：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差异

作者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差异的变动趋势是什么？流动人口融入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基于中国家庭就业调查（China Household Employment Survey）2013、2015、2017年的数据，作者全面考察了流动人口和城镇居民在劳动参与、失业、就业分布和工资收入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变化。

研究发现：首先，2013-2017年流动人口劳动参与概率高于城镇居民，失业概率低于城镇居民；同时，两者劳动参与概率和失业概率的差异在不断缩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趋同；其次，流动人口主要从事自我雇佣以及在私有部门低技能岗位就业，他们在进入国有部门就业方面存在明显障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的就业分割程度有所降低；最后，2013-2017年城镇居民与流动人口的工资差距尤其是高收入群体的工资差距有所缩小。

葛国斌（广州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公室）：广州市流动人口卫生健康服务市民化进程中宣传教育痛点、难点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

葛国斌首先介绍了广州市流动人口的管理现状，随后主要阐述了广州市流动人口卫生健康服务市民化进程中宣传教育的痛点和难点。他认为，广州市流动人口卫生健康服务宣传教育的痛难点主要表现为：一是流动人口对卫生健康服务知晓率偏低；二是医疗保险的制度隔阂，社会保障受限于户籍、流动人口在广州参保比例不高；三是流动人口卫生健康服务获得状况并不理想；四是市级层面流动人口卫生健康服务内容与基层宣传教育平台，供给与需求缺乏有效对接环节。

葛国斌认为，造成对流动人口卫生健康服务的宣传教育出现问题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缺乏核心竞争力；第二，流动人口年龄以青壮年劳动人群为主要特征；第三，以家族家庭化迁移模式为主的人口流动趋势明显；第四，流动人口从业领域以第三产业就业居多；第五，特殊流动人口群体卫生健康服务需求各异；第六，流动人口卫生健康服务普遍性需求与供给的矛盾。

梁文泉（暨南大学）：中国移民汇款：1995-2015年

作者认为，中国的市民化进程与户籍制度的变革息息相关，而流动人口在工作过程中常常将部分收入寄给留守家庭，这样的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经济学的意义。因此作者的研究问题是，户籍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汇款行为及其背后的逻辑，以及汇款金额对外来人口、城镇居民和农村人口的福利影响。

作者运用了RUMiC2008、CFPS2010、CLDS2012-2014等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随着城镇落户门槛越高，有汇款的移民占比会越来越高，户籍获取的难度提高了汇款概率，同时增加了汇款金额，这与家中是否有小孩、是否有土地都有显著性的影响。研究同时表明，城市落户门槛越高，留守儿童和夫妻异地分居的现象更易发生。而从汇款的福利分析来看，汇款金额受到外来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同时汇款金额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时，汇款金额也会对留守儿童的行为，以及家庭长期人力资本产生影响。

韩嘉玲（暨南大学，北京社科院）：融入与挑战：在中国的东南亚跨境妇女

作者介绍东南亚地区跨境妇女在中国的融入现状及面临的挑战。当前，在经济差距为主导的推拉因素作用下，大量来自越南、缅甸的妇女跨境前往中国境内劳动就业或定居生活，其中，不少东南亚妇女通过婚姻形式留在中国。跨境婚姻最初存在于与边境线接壤的乡村中的相同民族之间，随后则从相同族群内部延伸到跨族群通婚。目前，跨境婚姻女性移民路径有从边境农村向内陆扩展的趋势。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东南亚妇女与中国公民的跨境婚姻面临诸如嫁入心理落差、语言沟通困难、劳动就业非正规化等等融入困境，而中国当前的非正规跨境婚姻更是面临无合法身份、缺失婚姻登记、养老需求增大等等困难。这些困境与困难不仅对妇女本身及其家庭而言造成伤害，也对新时期下的涉外社会治理提出了挑战，需要引起各地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与介入。

刘厚莲（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我国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时间与优化

作者针对我国城镇化中后期发展阶段基本形成的超大/特大城市为发展核心、中小城市为发展圈层的城市群格局，选择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五大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根据五大城市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得出：特大城市人口基本态势是北京、上海、天津的常住人口增长明显放缓，但广州、深圳人口仍大规模增长；特大城市的人口主要集聚于特大城市的核心城区，边缘城区人口集聚较少，广州、深圳的人口增长主要集中于近郊区。对应地，特大城市对人口调控的实践主要有：成立组织机构，出台人口调控制度；调整城市功能定位，优化城市规划；运用经济、行政等综合手段，优化人口空间布局等，但也面临着诸如对特大城市人口发展规律认识不足、人口调控协同性不高、各方人口调控力量调动不够、政策之间存在冲突等问题。作者提出未来特大城市人口调控的对策应该综合把握未来城镇化、城市、人口、产业、科技创新、社会等领域的发展趋势，系统认识城市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走一条“以城市规划为引领、创新和产业资源布局带动、公共服务均衡布局、提升城市管理治理水平”的道路。

侯佳伟（中央财经大学）：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作者首先梳理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发展历程，从1994年10月广东首次提出“珠三角”概念到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再到2019年11月6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公布16项惠港惠澳政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逐步推进，对于人才的需求十分强烈。作者重点比较了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地人口金字塔结构，发现香港的老龄化和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除深圳外其余三地也面临老龄化危机。而通过比较四地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生育率、初育年龄、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净迁移量、教育等指标，粤港澳大湾区当前面临人才瓶颈制约，人才水平不高且提高缓慢。作者认为，从人口迁移视角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是很关键的一个方面。

李欣（南京农业大学）：住房政策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住房支付能力与产权决策的影响研究

作者首先界定了农村流动人口的含义，对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的原因、问题等方面展开解释，并介绍了我国住房公积金政策。作者采用中国城乡流动人口调查数据（RUMiC）2008-2009年共计10210个家户数据，运用Logit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住房公积金政策对农村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问题，研究发现：第一，住房公积金能够增强外来人口的购房意愿；第二，住房公积金对第二代流动人口买房的促进作用大于第一代流动人口。

张翠玲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城市流动人口的异质性及生育率

作者展示了一代和新生代城市流动人口的异质性及生育率的差异。研究关注的问题是，流动人口的代际差异是否能够维持城市的生育率？其中，一代流动人口是指16岁之后流动的人群；1.5代流动人口为户口所在地出生，0~15岁之间随父母流动的人群；二代流动人口则是在流入地出生的人群。

研究发现，不同代际的流动人口在年龄、性别结构、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异质性。其次，二代流动人口与所在城市的社会融合度最高。最后，一代和1.5代流动人口的生育率均高于城市居民，但二代流动人口的生育率朝城市居民生育率收敛。因此，无法依赖流动人口来维持较高的生育率水平。

刘于琪（香港大学）：向上比较还是向下比较：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幸福感

作者研究了不同参照组对比下，流动人口的幸福感。研究选取了两个参照组，一个参照组为流入地的居民，文中称此为“向上比较”；另一个参照组为流出地（老家）的居民，文中称此为“向下比较”。国际学者较早观察到了流动人口的此类对比现象，并提出了相关理论。Piore（1979）提出Foundational Theory，该理论认为迁移人口会与留在家乡的人对比；Stark（1991）认为，长期而言，迁移人口会将他们的对比对象转移到迁入地的居民；Guarnizo（1997）和Vertovec（2004）则支持Transnationalism Theory，认为迁移人口具有双重参照框架，他们会同时将自己与流入地和流出地对比。作者采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的数据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第一，我国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与其所在城市的家庭收入和房屋所有权成正比；第二，与流入地居民为参照组的对比具有显著的中介调节效应。这一实证结果支持学者Stark（1991）的研究，说明我国流动人口会与迁入地的居民对比，这种对比影响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汤兆云 （华侨大学）：农民工公共医疗服务选择的代际比较——基于2014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苏浙沪三省数据

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是工业化、城镇化过程的重要目的。既往研究表明，农民工总体健康水平呈现下降趋势，其中由个人和社会因素所致。而《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不断增加。问题在于，不同代际间农民工在公共医疗服务选择上是否存在异质性？通过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苏浙沪三省数据，作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参与医保类型、生病住院级别、最后一次住院医疗费用保险情况、没有报销住院医疗费原因等等公共医疗服务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异质性，这背后与其性别、年龄、就业类型等个人因素有关。但总体来说，两代农民工在公共医疗服务选择上依然表现出同质性，没有发生显著的代际差异。和第一代农民工一样，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依然十分缓慢艰难，为此政府应进一步做好相关政策的顶层设计工作。

冯志坚（衡阳师范学院）：市场分割、地区差异与农民工创业收入效应

农民工创业选择与收入问题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但既有文献没有从市场分割层面分析农民工创业选择及收入效应，忽视了地区间劳动市场的正规化程度差异对农民工创收创业的影响。作者以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识别划分农民工面临的市场分割，并通过詹姆斯·赫克曼的两步法纠正创业样本选择偏差。通过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作者考察了机会型创业（雇主）与生存型创业（自营劳动者）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机会型创业能大幅度提高正规就业农民工收入水平，而农民工创业选择存在显著的负选择偏差，能力弱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生存型创业。当前，农民工就业依然面临严重的市场分割问题，为此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创业不仅能扩大就业，还能提高收入水平，缓解收入不平等。

王海宁（中山大学）：同伴效应：农村留守儿童的外部性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留守儿童十年间的规模增加了1.5倍。现有研究关注了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教育、健康等因素的影响，但尚未有学者考察中国农村地区留守儿童教育外部性问题，即留守儿童对其同伴教育产出的影响。通过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并采用一系列策略处理同伴效应中的内生性问题，作者考察了农村地区初中阶段留守儿童同伴效应对其同班同学语数英成绩的影响，以及同伴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同伴效应在学科间存在差异，留守儿童的教育溢出效应显著降低了学生的语言（语文、英语）成绩；同时，低（高）能力群体对其同伴的学习成绩具有显著的负（正）向影响。与同伴的外生背景因素（情境效应）相比，留守儿童同伴效应主要来自于同伴自身能力或能力所致的影响（内生效应）。为此，作者建议深化改革户籍制度和以户籍为基础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制定相关的教育政策消除负外面性。

杜志威（广州地理研究所）：快速城镇化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阶段与行为特征——基于广东省东莞市的调查

市民化实则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获取并享有户籍市民各项基本福利和社会保障、融入城市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过程，现有研究对市民化过程的具体时间节点无明确界定。问题在于，能否通过人口结构与行为特征来判断不同市民化阶段的准确时间节点？作者以外来人口占比超过八成的东莞为研究案例，通过由东莞市提供的新莞人样本登记数据以及抽样调查数据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在莞年数呈现两个明显的时间节点（居住或工作满3年和满7年），并以此作为正在市民化（3~7年）与稳定市民化（7年以上）两个阶段的区分。不同市民化阶段的外来人口结构与社会特征具有差异，例如稳定市民化阶段的外来人口更倾向于夫妻同来、子女随迁。外来人口市民化的重要目的是为了方便子女本地就学。为此，作者建议优先推进长时间居住、居家迁移的外来人口市民化进程。同时，推动教育等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与居住年限挂钩的公共服务分配策略。

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其自身和家庭也有着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实现外来人口的市民化，提升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度，是关乎我国新时期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本次研讨会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数据上的分享和思想上的碰撞，参会嘉宾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对外来人口市民化问题的解决贡献一份力量。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外来人口相关的社会问题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