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广东省政府发布了《广东省深化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新高考方案从2018年秋季入学的高一学生开始实施，2021年高考按新方案考试和录取。

       新模式能否规避物理遇冷问题？

       在谈这一问题前，先让我们了解一下“3+3”模式下物理遇冷背后的本质问题——应该赋予考生多大的科目选择权？

高考的根本目的是选拔具有高能力的人才，那么有哪些情况下会出现考生没有被与之水平相称的大学录取的情况呢？

       除了考生临场发挥和志愿填报出现失误外，在现行高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则体现为考试科目选择的策略性。在给定自身水平的前提下，如何通过科目选择，避开竞争激烈的科目，从而使自己脱颖而出，成为了广大考生目前密切关注的话题。

       在先行启动的“3+3”模式下，考生需要在六门（浙江为七门）选考科目里选取三门进行等级考试，三门选考科目将进行标准化的等级赋分，也就是考生最终分数是由该科目成绩的百分位决定（以北京为例，前1%赋分100，前1%-3%赋分97）。

       物理一般被认为是较难的，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复习；此外，由于排名较高的大学和专业很多会要求选择物理科目，因此更优秀的考生会更倾向于选择物理，导致物理科目的等级赋分竞争更为激烈，物理遇冷也不难理解。浙江2017年新高考第一年，选考物理的学生大约8.9万人，占考生总量的35%，在所有学科中位居第六位。为了应对选择物理人数过少带来的恐慌，浙江甚至出台“兜底”政策：如果物理选考人数少于6.5万，以6.5万为基数来计算赋分。由此可见，高考这样的选拔性考试赋予考生过多的选择权可能是有问题的，在挑选人才的过程中，我们并不希望其中包含太多的策略成分。

       在田忌赛马这一耳熟能详的故事里，齐威王的上、中、下马都快于田忌，但田忌通过孙膑提出的策略最终战胜了齐威王，但是高考的初衷却是希望选出本身跑得更快的“马”。

       “3+1+2”模式相较于“3+3”对考生的选择权进行了一定的约束模式。

       改革之后的“3+1+2”模式，科目组合数从“3+3”的20种下降到12种，并且提高了物理相对于其他科目的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物理遇冷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考生选择自由度过大的情况。

       尽管“3+1+2”模式下物理遇冷问题无疑将得到缓解，但目前已经有人开始担心化学会成为下一门遇冷的学科，这是科目选择和等级赋分共同作用下，考生的策略选择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当然，科目设计也不宜走向另一极端——完全不给考生任何选择权。

       因为人的才能是多维度的，也确实会有偏才和怪才的出现，而这些考生在完全统一的综合性考试中往往难以脱颖而出。

新高考改革前我国长期执行的文理分科就有这方面的考虑。至于给予考生多少选择权是最优的还有待科学论证，我个人的判断是“3+3”模式给予考生的自由度是偏大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3+1+2”模式在往好的方面发展。

       走班制，广东准备好了吗？

       走班制并不是一种新鲜的制度，美国的高中有很多采取走班制，而大学的教学也主要采取走班制。

       在广东“3+1+2”的改革模式下，虽然科目组合从“3+3”的20多种下降到12种，但不同组合的选择人数必然有差异，因此按组合采取固定班制度对大多数中学而言依然不现实。因此，走班制可以说是广东新高考模式下的一种必然趋势。走班制的问题可能并不在于“走班”本身，而在于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管理问题。走班制不但对学校管理有着更高的要求，也对学生的自我管理提出了挑战。因为在固定班级的情况下，同学与同学、学生与老师的关系都较为稳定，这既有助于同学之间互相帮助鼓励，也有利于老师对学生进行监督或针对性指导。实行走班制后，“同学”和“老师”的概念更为流动，因此，学生的学习更依赖于自身，也更强调学生的自我管理。这对中学的管理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挑战。

        走班制另一个可能带来的问题是学校之间的不平等。在已经实行“3+3”模式的省份大多数中学已经采取了走班制，在“3+3”模式和走班制的共同作用下，原先的冷门科目（例如地理）迅速升温，对相关教师的需求也快速提高。

       当教师供给出现不足时，重点中学可以凭借其资源优势吸引优秀教师，满足其学生科目选择的需要；而普通高中更可能面临某些科目教师不足的窘境，甚至因为无法开设某些科目而强迫学生改选其他科目。

       当然，在“3+3”模式下也有不少高中不采取走班制，而依旧采取固定班制。此时学校势必无法满足所有科目组合的需求，于是会要求学生在比较少的几种组合里选一种并编入固定班级。

       这种方式尽管沿用了传统的教育模式，也避免了走班制带来的管理问题，但由学校出面限制学生的科目选择是否合适？是否有悖新高考的初衷？会不会出现学生因无法选择最擅长（或心仪）的科目而导致竞争力下降？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走班制虽然势在必行，但是走班制下如何分班、如何管理、课表如何制定等问题应从学生、家长、学校、教育局等多方意见进行收集，逐步完善走班制的实践机制，罗马并非一天建成，而广东高考改革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年多考，是否加重师生负担？

       一年多考无疑能够降低考试临场发挥的随机性，并更好地反映学生的真实学业水平。

        至于是否会加重师生负担，我的观点是既会也不会——降低的是心理负担，增加的是备考负担。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许多考试也是可以考多次的（如：SAT、托福、GRE），但美国大学采取的是申请-录取的制度，分数只是一个参考，因此考生往往只有在预期能够大幅提升自己的成绩时才会考虑再考一次。

       但在我国，高考分数目前依然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指标。并且在考生人数众多而理想大学名额稀少的背景下，有“高考一分，压倒千人”的现象。

       因此，只要有提升分数的可能，大多数学生都会选择尝试。根据我在上海了解到的情况，英语实行一年两考后，绝大多数考生都选择考两次，只考一次的考生凤毛麟角。尽管如此，一年多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下降无疑对考生心理是一个巨大的宽慰。尽管当下高考已称不上“一考定终身”，但其对人生轨迹的重大影响依旧毋庸置疑，重压之下，难免部分考生会临场发挥欠佳。因此，一年多考也有助于缓解考生压力，发挥出自身的正常水平。

       广东省教育厅近日下发了《关于做好治理“高考移民”工作的通知》开展治理“高考移民”专项行动，为何会出现高考移民？

        5月13日，深圳市教育局对近日沸沸扬扬的富源学校高考移民事件做出回应，经查实，2019年富源学校高考报名生中存在32名高考移民，取消其在深圳市的高考报名资格，并对富源学校予以行政处罚，核减该校2019年高中招生计划的50%。那么为何会出现高考移民的现象？这一现象背后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高考移民现象的产生需要从高考录取的配额说起，我国目前的高考录取采取分省配额制。每年，教育部会确定各高校在各省的招生配额，将同一省份的考生的高考成绩进行排名，根据学生志愿择优录取。因此，一个高考考生的录取几率取决于两方面：其所在省的配额，以及该考生在省内的排名。如果一个省的配额很多，即使排名有所降低，也可以上到好大学；另一方面，即使一个省的配额较少，但只要考生在该省高考中有更高的排名，就有机会被更好的大学录取。可以这么说，只要高校录取按地区划分配额，人们就会一直有高考移民的动力，因为重点省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和受政策照顾的边远地区（如：新疆、海南）录取率相对较高。

       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用脚投票”，这个概念也常出现在高考中用来看人们是否会因为某个省市高考容易而集中迁往此地。近些年来，全国多地严查“高考移民”现象，除了此次深圳富源学校事件，2014年内蒙古就曾清退1465名“高考移民”，其中相当多的移民家长为河北省的公职人员。“高考移民”的频发印证了其背后的旺盛需求，以及所折射出的高考地区间的不平等。值得一提的是，“国际高考移民”同样存在，某华侨教育机构的广告词就是“普通高考，压力山大，还要面对千万大军！华侨生联考，让孩子轻松上名校”。

       多年来，应对高考移民的情况，国家采取的方式是收紧高考报名条件、加大治理非法的高考移民。从2004年开始，教育部就开始发文要求严肃查处非正常迁移户口投机高考的行为，各省教育厅也纷纷出台了户籍学籍双认定的高考报名规定。但是，完全杜绝高考移民对于人口流动频繁的我国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刨去不符合高考报名规定的非法移民，也确实有合规的高考移民存在（是不是“钻空子”另当别论）。近年，在我国逐步开放“异地高考”后，就更难界定究竟谁是高考移民。

       大禹治水，在疏不在堵。面对高考移民的现象，一方面，确实需要落实政策，严格审查高考考生的报名资格；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有关部门关注一下驱动高考移民的地区不平等问题。

       对新高考的稳步推进有哪些建议？

       首先，高考改革需要审慎，不宜过于频繁。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招生方案经历了数次大的变动，从目前形势看来，眼下我们正在经历新一轮的高考重大改革。高考对于中国家庭的重要性无需多言，高考不但是考生自身的事，也是整个家庭多年奋斗的目标。从小学到高考十二年的中小学教育，不仅仅是为了最终的一场考试，更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过程。高考作为指挥棒，影响深远，将高考政策比喻成人力资本投资的“环境”也不为过。资本投资需要稳定的市场环境，人力资本亦是如此。事实上，2018年多省宣布推迟一年启动改革，也说明了民众反响很大，政府需要拿出更为缜密的改革方案。

       其次，高考的公平公正性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近几年多项加分项被取消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比如饱受诟病的体育特长生加分），但仍有一些争议项目被保留，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少数民族加分。以贵州省为例，2018年获少数民族政策加分的比例高达45%，甚至出现了裸分状元因为没有享受加分而险与北大失之交臂的情况。另一个广受质疑的可能影响公平的政策就是之前提及的录取名额按省分配。对于这些加分和录取出现有选择性倾斜的情况，相关教育部门应该及时做好各方意见征集，对加分和录取的特殊情况做出充分调研和判断，在兼顾民族公平的同时考虑地区公平。

       最后，高考改革不仅要考虑考试本身，还要基于整个教育流程进行通盘考虑。高考上承基础教育，下启大学学习。高考的改革，既会影响中小学的学习，也会影响考生进入大学后的表现。比如“3+3”模式下的物理遇冷，就引起了民众对未来可能缺失相关领域人才的担忧，这其实是在呼吁高考改革需要更多严谨的科学研究的支持，这里的研究既包括理论研究，也包括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

作者简介：

陈祎，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先后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经济学博士、硕士学位，于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应用数学学士学位，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家庭经济学，人口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他的论文曾发表在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经济学季刊》等国内外知名期刊上。

本文发表在羊城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