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8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举办了“广东省乡村振兴暨千村调查研讨会”。会议邀请了国内知名高校的多位专家学者与广东省美丽乡村建设一线的业界人士，就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广东千村调查项目设计等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学界参与乡村振兴要以微观调查为基础，以乡村振兴理论为指导，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手段，以政策研究为落脚点，为相关部门提供切实有效的决策咨询。研究院下辖的社会调查中心将组织各方力量开展“广东省千村调查”项目，深入广东乡村进行入村入户调研，利用一手数据研究三农问题，实现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有机结合，为广东省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建言献策。

乡村振兴的理论反思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在会上做了“关于乡村振兴的理论”主题演讲。他指出，中国的乡村具有特殊性，研究中国乡村绕不开农民和村庄这两个主体。以往的公共政策，着眼点大多在农民和农业；在“振兴乡村”战略提出以后，公共政策才真正实现农民、农业、农村三位一体。

村庄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传统民间来说，它具有经济、道德形成、宗教、防卫等方面的作用；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它更是一种“制度装置”和“秩序”，它会影响到社会合作（如差序格局下的合作困境），进而影响乡村治理的成效。

经过经济的快速发展，乡村的情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观察乡村变迁也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刘守英教授提出通过“农民与村庄的粘度”来观察这一变迁。粘度包含有两个维度：一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乡村的“根”；二是农民与村庄的关系，是乡村的“魂”。在国家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后的乡村工业化时期，农民与村庄联系较紧，粘度较强。90年代以后的跨地区工业化、快速城市化，使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松动，“农一代”离土离村，粘度减弱。值得注意的是，乡村的非正式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分析乡村振兴，有如下几个分析框架：（一）城乡中国结构，聚焦于中国社会由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将来可能进一步转型为城市中国。（二）农民的分化与代际革命。如今小农高度异质化，只有约15%农民单纯以农为生，农民的生计趋多样化；代际方面，农二代生活方式日趋城市化、传统礼教观念发生变化。（三）对农业重新定义。这一框架要求我们从农业的地位、内涵、功能、发展方式等方面，对农业做出新的认识。（四）乡村演化与现代化，包括村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演化，村庄的分化和集聚。（五）城乡互动与融合，包括从单向城市化转向城乡互动、城乡分工与城乡文明融合等。

三产融合发展与产业扶贫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周应恒作了“乡村振兴中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潜力与路径”的专题报告。“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农村产业的兴旺。在农村产业发展方面，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是趋势。在产品功能的基础上附着休闲等多种功能，是小规模农业增强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农业发展及其增值空间存在于整个涉农产业链的各环节。通过对比日美发展经验，周教授认为，中国的涉农产业发展空间仍十分巨大，特别在农业产后加工和流通服务领域。

推进农村三产业融合的措施可以归纳为多模式推进、多主体参与、多机制联结、多要素发力、多业态打造。要注意的是，政府在这一进程中既不能越位包办，也不能缺位放任；各地发展也不能一个模式重复，需要保持乡村的特色与风貌，力争“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一县一集群”，实现品牌化、标准化、专业化、集群化。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谢斌尝试从“产业”的角度出发，研究“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就业、人口回流等的作用”。谢斌进一步将问题细化为“发挥影响的作用渠道”“乡村非农产业的有效形式”“受益群体（是否改善贫困和不平等状况）”三个问题，并在千村调查的村问卷及个人问卷的设计上体现出来。

周应恒教授强调，农村产业扶贫不一定是工业扶贫，更多是农业扶贫。如今工业形态发生较大变化，国家提倡工业要在园区集聚，乡村工业化不是趋势。因此，农村的产业扶贫，要着眼于农业，侧重于研究脱贫的内生动力和机制。

刘守英教授则提出，研究者应注意到在乡村由农业延伸出的产业，研究农村产业的新变化，以及它们对人口的收入和福利有何影响。这方面课题有重大潜力，可能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工业化理论）做出贡献。

乡村振兴的绿色发展理念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引进国外杰出人才”石敏俊做了“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的专题演讲。

从全国看，各地的绿色发展程度并不均衡，绿色发展综合得分呈从东南沿海向西向北逐渐递减的态势，沿海地区绿色发展优势明显。中国经济绿色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空间集聚的负外部性，把绿色发展与空间发展规划有机衔接起来。当经济密度过高，特别是当资源环境负荷超过阈值时，会导致可持续性下降。

着眼于乡村，可以发现乡村生态环境面临较大的挑战，如“农业面源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乡村振兴必须走绿色发展之路，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使可持续性成为生产力。

具体而言，应该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扩大退耕还林还草；严格保护耕地，扩大轮作休耕试点，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乡村振兴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教育改革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特聘教授，原北京社科院韩嘉玲研究员做了“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与挑战”的主题演讲。她指出，在城镇化浪潮下，传统的“村村办小学，镇镇办初中’的格局正在发生剧烈变化。从全国范围看，学校数量从2000年的55.36万所锐减至2016年的19.32万所。由于学龄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乡村义务教育学校数量持续减少，义务教育城镇化率攀升，远远超过了人口城镇化率。农村学校经过较长时间的撤点并校，寄宿制学校成为主要办学模式，由此也带来相应的挑战。首先是教育形成“乡弱城挤”的局面，农村生源萎缩、农村学校变成“空心校”，城镇学校则出现学位紧张的情况。其次，寄宿学生有低龄化趋势，过早离开父母可能对孩子成长有负面影响。此外，寄宿要缴纳住宿和餐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村家庭的实际开支。最后，由于工作强度大、办公条件差，农村学校难以留住优质青年教师。

值得关注的是，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2018年5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家的重视和介入将有助于改善乡村教育存在的困境，但仍需要实证研究来评估政策具体实施效果。

农村的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问题复杂，需要相关部门给予足够的重视。目前，全国约有902万留守儿童以及数百万困境儿童；广东省约有25万留守儿童，11.22万困境儿童。广东省各级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正在推广留守儿童之家、儿童督导员两大帮扶政策。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韩昱洁计划在千村调查项目中设计相关问题，如从村问卷收集村的留守儿童之家数量及服务情况，儿童督导员的数量，从儿童问卷收集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接受社会帮助的情况、个人的成绩等，通过定量方式研究两大扶持政策的实施效果。

乡村信贷市场与农民创业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马祥计划在千村调查中设计与农村信贷相关问题，研究农村信贷市场。角度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农村信贷的供给，关注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民间金融）；（二）农村信贷的需求，包括生活性借贷、生产性借贷；（三）农村信贷的价格，包括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利息水平、抵押物要求、担保要求。并据此分析农村的金融服务水平和薄弱环节，如信息不对称、执行不充分等。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史炜则基于2015年开始试点的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政策（俗称“两权抵押”），计划在千村调查中设计与“两权抵押”相关的问题，探究农民的创业需求与计划，评估政策在试点县的执行度及对农民创业的作用，并预测扩大农村担保物范围对于农民创业的作用。

乡村治理结构与资源配置效率

在资金配置方面，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薄诗雨及其合作者则关注扶贫资源分配的问题。不少研究表明，更多的扶贫资源被分配给了较为富余（对扶贫资源需求较低）的村庄或者农户，因为数据问题对政策效果评估也存在疏漏。扶贫资源分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因此乡村治理的特征与扶贫资金分配有着紧密关系。薄诗雨计划在千村调查中研究“研究乡村治理如何改进扶贫资金的分配效率”的问题。比如，基层民主是否能改进资源错配。

（凤凰网原文链接：http://gov.ifeng.com/a/20180521/58387535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