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19日，我院于四川绵竹顺利举办了第三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政策论坛中，来自各大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嘉宾共济一堂，讨论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教育、营养等方面的制度、政策问题。本文将梳理各位专家的精彩观点和政策建议。

       陆建非：替代农民工称谓的现实必要性

       上海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陆建非教授表示，农村流动人口在不同时期的称谓发生了很大改变，折射出政府与社会对流动人口的认识和态度的变化。早期“盲流”、“三无人员”、“打工妹打工仔”等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称谓较为负面，深嵌于政府治理与社会观念中，反映出相应的制度限制、社会歧视和价值落差。

随着人口迁移政策的放开，加之快速的城市化与社会观念的发展，农村流动人口的称谓也在不断中性化。今天取得共识的一个称法是“农民工”，指的是在城市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户籍人口。但这一称谓依然较为负面，体现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双重边缘性：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工获取相应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其次,农民工这一身份标签使得该群体容易遭受他人的歧视与排斥。这种身份上的双重边缘性与遭受的话语暴力不利于农村流动人口实现城市融入，尤其是对于农民工子女或二代农民工而言，这些称谓带来了他们身份认同上的困惑与自卑。

       陆建非教授认为，替代农民工称谓具有现实必要性。例如广东提出要取消农民工称谓，用异地/外来务工人员一词代替，又或者一些地方提出新市民、新型合同工等等说法。这些称谓既反映了进城务工农村流动人口的本质，同时更为温和，并逐渐取代农民工等负面称谓，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起到一个过渡性的作用。随着社会发展达到更高的阶段，人口真正实现自由迁徙流动，并享有相应的公共配套服务，有理由相信这些负面的称谓将最终消失。

唐晓杰：市场化机制解决随迁子女入学可能是一个好方法

       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唐晓杰介绍了上海市随迁子女的教育情况与相应政策制定的反思。唐晓杰表示，上海市原本对随迁子女的教育政策相对宽松，使得大量随迁子女在上海接受义务教育。在最高峰时期，上海随迁子女数量超过了本地居民子女，达到了将近52%，在上海公办小学阶段中，超过一半都是外来孩子。但当前上海随迁子女数量在减少。上海在2014年提出的“特大城市”定位下提出到2035年常住人口应控制在2500万左右，并采取了响应的控人政策，例如居住证与公共服务相挂钩，导致流动人口在上海的生活成本大大提高，不少流动人口选择离开上海，目前小学阶段中随迁子女占比由原来2013年高峰时期的52%降到现在的39%，短短六年间降低了13%。

唐晓杰指出，当前随迁子女民办学校的身份定位较为特殊。虽然属于民办学校，但又没有民办学校收费定价的自主权，并非是市场化运作。同时政府的全额补贴有限，尚不能达到公办学校的办学规模与办学质量。因此当前政府想关停随迁民办学校，但财政拿不出足额的辞退补偿，另一方面现有的财政补贴不够新建足够多的公办学校供原本在民办学校的流动儿童继续接受义务教育。

唐晓杰指出，今后上海面临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随迁子女的教育到底谁来解决：公办学校面临着办学编制不足的问题，但如果依靠民办学校来解决随迁子女的读书问题，可能要提高相应的财政补贴，但是上海的财政收入也面临一定压力。唐晓杰认为，学习广东等地区的办校经验，用市场化机制来解决财政不足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周纪平：随迁子女学校教育给流动儿童带来良好的教育成效

       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副会长，随迁子女教育专委会主任周纪平表示，早期上海随迁子女学校有两大优势：第一是政府掏钱全覆盖，随迁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第二是管理有特色，学校经常举办教学评比、学生活动。数据发现，随着民办学校的补贴和管理政策的实施，上海民办与公办学校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周纪平指出，2014年后随着上海控人政策的推行，民办学校面临关闭的压力，不少教师也因此离职，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严重下滑。不少学生回到流出地就读，对于这一批回归的学生，他们跟当地学生相比，更善于表达愿意表达，多才多艺，英语出众，个人学习能力强。但是这些流动儿童在当地学校接受的是应试教育，这种教育模式对他们的成长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韩昱洁：流动儿童的整体教育经历会因其制度因素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研究院助理教授韩昱洁介绍了近年的研究发现，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流动儿童数量达到了3581万人，并分布在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流动儿童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其接受义务教育问题，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流动儿童很难享受当地公办学校的免费义务教育。2017年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入读公办学校比例也只有不到80%，截止2017年，仍有超过286万流动儿童只能在民办学校或者条件简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

韩昱洁指出，虽然民办学校减轻了流入地政府的财政负担，但是在教育质量上不如公办学校。一项讨论学生就读民办学校的短期影响的发现，就读于民办学校的流动儿童在数学与语文科目的成绩会更低。长期发现，流动儿童如果入读民办学校的话，他们读高中的比例会低10%，同时这些孩子的认知能力会相对更低。韩昱洁强调，流动儿童的整体教育经历会因其制度因素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政府部门需要为流动儿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不断促进随迁子女教育公平。

       吕利丹：关注城镇中的留守儿童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吕利丹表示，今天的流动人口的规模从爆发式增长步入调整期。同时在人口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儿童人口规模自1982年以来持续下降。当前的留守儿童存在一些新特点和新问题：第一，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在减少，从2000年的586万下降到2015年的405万。第二，城城流动人口显著增加，“留守”问题部分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地区。城-城流动人口的比例从2000年的20.2%上升到2015年的37.9%。第三，农村留守低龄儿童占比在增加，儿童早期照料和教养由于父母不在身边而会有长期负面影响。第四，随迁机会的性别差异消失。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发现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强烈的性别模式差异，但在2015年不再有此特征。最后，留守经历对儿童的入学率有正向影响，但是在毕业率上有负面影响。

吕利丹认为，随着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向城镇地区转移，现有的留守儿童政策大多关注的是农村地区，城镇地区缺少相应的留守儿童的支持和救助体系。面对人口转型背景下的流动儿童人口特征变化，政策需要更关注和重视城镇的留守儿童，增加城市托幼机构供给，帮助留守儿童更好地完成学业。

        刘蓓：建议提供0-3岁儿童早期发展全覆盖服务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儿童发展中心项目主任刘蓓介绍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针对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所进行的一系列干预项目与政策推动过程。刘蓓表示，虽然儿童早期发展能带来较高的投资回报，但由于农村儿童面临照料人营养意识淡薄、膳食摄入单一、过早添加辅食，母亲过早断奶外出打工等问题，农村留守儿童在营养健康上的摄取相对更差。为此，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西南、西北贫困地区开展孕产妇及婴幼儿营养改善、幼儿学前教育的试验。此外，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还开展了慧育中国家访课程项目，为6-36个月儿童家庭提供每周一次的入户养育指导。评估结果充分表明，项目开展的婴幼儿营养干预、幼儿学前教育试点均取得明显效果。

为此，刘蓓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0-3岁儿童早期发展应由卫生和健康部门主管负责实施，将农村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提到健康中国的重要议事日程，并列入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优先提供公共财政投入全覆盖。第二，由于家访模式弥补了中心式指导在服务可及上的不足，有效解决了“服务不下乡”的问题，因此应推广普及家访模式，实现早教入户、服务找人。第三，相关政策的实施需因地制宜，一策多得，充分发挥留在村里的妇女作用，为家乡儿童提供入户早期养育指导。第四，优化投入资金的支出结构，重点补贴村医，实现服务到户。第五，建立全程监测跟踪系统及大数据管理机制，保障项目的阳光持续运行。

       王学男：构建“家学社”联动关爱教育体系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王学男博士关注了“后撤并时代”下寄宿制学校对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与教育的作用。通过调研发现，寄宿制学校存在“寄而难育”的问题：一是学校寄宿条件有限难以实现教育功能；二是经费、编制、人员短缺难以落实关爱责任；三是周末及寒暑假时间空档制约家校教育的合力；四是家庭主体责任转嫁造成学校无力应对“无限”责任；五是寄宿学校的衍生经济成本较高，是家庭支出综合考量的重要因素。此外，寄宿制学校分布不平衡和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体现寄宿制学校床位总量充余，但留守儿童寄宿比例的区域差异较大，同时寄宿制学校条件无法满足家庭多样化寄宿需求，导致社会民办托管机构问题丛生。

面对这些问题，王学男博士建议，要通过“家庭、学校、社会”联动构建“寄托”并重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教育体系。首先是加强法治建设与村规民约的有机结合，明晰并落实各方责任，建立学校、社会、家庭三方共识的制度约束。其次是推进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标准化建设，落实宿舍日常管理的人员和经费保障，充分发挥寄宿制学校应有的教育功能和补偿性功能。最后是创新联动机制，在乡村振兴和精准理念的指导下，形成政府兜底、学校主体、家长主责、社会参与的家校社联动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与教育体系建设。

       史耀疆：关注社会政策的长期影响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耀疆教授表示，根据2008年的研究发现，撤点并校并没有显著提高农村学校学生的成绩。同时，寄宿制对农村学生身体发育与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寄宿学生在身体发育方面会差于非寄宿学生，在早期调查中，四年级寄宿制学生中，超过一半学生存在心理健康问题，这种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史耀疆认为，对于寄宿学校中的学生而言，良好的同伴关系与师生关系非常重要，能影响到学生的心理健康，并提升学生的人际关系。同时，对于现有的社会政策而言，需要关注其长期影响，例如已有的干预项目可能会带来潜在替代效应，如果政府或学校承担了过多原本应由家庭承担的养育责任，部分家庭可能会以此减少相应的养育投入，给农村儿童带来更大的潜在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