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8-19日，在我院举办的第三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健康司专员、中国人口学会人口迁徙与城市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谦，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史耀疆，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发表了精彩的主题演讲。各位嘉宾学者通过大量的前沿数据、丰富的实证研究，拓宽了与会人员对流动人口问题的视野，加深了对流动人口的认识。

       王谦：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会影响贫困等社会问题的代际延续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健康司专员、中国人口学会人口迁徙与城市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谦指出，2017年底中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4亿，其中70%~80%为乡-城流动人口。农业人口迁入城市一般经历四个阶段：个人、夫妻、夫妻+孩子、夫妻+孩子+老人。早期阶段中流动人口更关注在城市中挣钱与生存，随后则转向关注城市中个人和家庭成员的发展，并希望能融入城市。目前人口流动正转向后期阶段，举家迁徙流动趋势愈加明显，家庭随迁率达到了81.9%。这意味着流动人口不仅关注城市中的就业、社保等问题，而且关注城市住房、子女教育等问题，以及在城市中的身份认同。

王谦强调，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的目的一半是为了子女上学，所以，他们面临最普遍的、最困难的就是教育方面的问题，共包含下三个方面：第一是教育机会问题。随着城市公共服务的广覆盖，当前流动儿童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得到极大改善，义务教育阶段的读书问题基本解决，但是在学前教育阶段，仅有5-6成的流动子女能接受相应的教育，同时在后义务教育阶段中面临异地中/高考的“升学”难等问题。第二是教育过程问题。他们在就读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的流动性，会面临适龄/及时入学、中途辍学/转学等问题。第三是教育质量问题。流动儿童入读学校的性质，可能在获取教育资源的程度上有所差异。

王谦认为，由于现有的城乡、城城二元结构所限，流动人口需要为子女教育付出更多的成本。关注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极为重要，因为教育直接影响到流动人口子女自身的成长，如果成长受限，会引发贫困等社会问题的代际延续。面对当前的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及其变化，政府及相关研究者应高度关注，继续做好监测和分析。同时，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综合各地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做到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由此方能久久为功，助力流动人口实现梦想。

       史耀疆：从行动研究到政策倡导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耀疆教授认为，政策倡导离不开行动研究，其关键在于运用严格科学但是简单的方法进行干预，即通过随机干预实验的影响评估方法开展政策倡导行动研究项目。2008年起，史耀疆与研究团队开展了“营养、健康与教育”随机干预实验。结果发现，为农村学生提供维生素营养包的营养干预能降低学生的贫血率，同时学生成绩得到了显著提高。而另一项干预实验则发现，短期内被提供营养包的样本儿童显著的提升了认知能力，但随年龄的增长，单纯的营养作用越来越小，因此需要在养育上进行更多的干预。这些干预实验为相应政策的开展提供了实证支撑。

史耀疆根据多年的实证研究发现，选题具有政策性、多学科多部门合作、采用科学又简单的随机干预、进行渐进式探索能够更好地进行政策倡导。对于不同类别的政策问题，应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分别采取持续实验、观察、部分参与和全程参与这四种不同研究模式与政府部门进行合作。史耀疆同时表示，农村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仍旧存在五个缺口：认识、政策、人才、证据与方法。

       宋映泉：关注寄宿制学校的留守儿童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表示，随着中国城市化以及人口流动，农村地区撤点并校，集中教育资源，农村地区的寄宿制学校及其在校生逐渐增加。21世纪以来，政府在农村地区的寄宿制学校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源，2004-2008年间, 财政部至少投入100亿人民币在中西部地区建设寄宿制学校，自2010年开始，中央政府至少投入618亿人民币用于农村地区校舍改造工程。

       宋映泉指出，寄宿制学校的设计初衷在于把分散的农村学生集中起来，提高教育效率。但与此同时，寄宿制学生可能会面临学业发展、心理健康、校园霸凌、身体发育等问题。在此其中，农村寄宿制学校留守儿童可能面临更多的挑战。研究结果发现，农村留守儿童非认知技能状态令人担忧，留守状态显著影响了儿童非认知技能表现，尤其是寄宿的留守学生可能有更高的抑郁风险。如果母亲外出，留守学生的各种非认知技能表现会更差。留守学生相对较差的非认知技能表现，将对他们的学业、身心发展有长期负面影响。